出国梦，梦里花落知多少
—— 广州日报 2003年1月2日 B16 版（上） 1月9日 B16版（下）
文立 口述 舒欣 笔录
他的传真写得很潦草，电话也总是占线，看得出他很忙，约了几次，都因为他要外出工作没约成。后来，终于在一个接近下班的下午，他来到报社。
一眼看上去，他不像我印象中的广州人。身体比普通广州人要粗壮得多，肤色仍留着异国风情的古铜色。坐下来，还没有开始聊天，我已经在他脸上看到了一道道深深浅浅的伤痕。那些沧桑和伤害一定不仅仅是海边的风刀和岁月的霜剑留下的，我想，他的故事，一定充满了传奇和曲折。
果然是一个复杂而离奇的故事，果然是一部充满了血雨心酸的经历。说到动情处，这个五大三粗的汉子竟几度哽堵。随着窗外的天色一点点灰暗下来，一部风雨如晦的南美洲奋斗史开始在我面前一页页掀开。
南美洲的中国厨师
我是广州人，年轻时一直做厨师。1996年，我25岁的时候，已经是广州的特级厨师。那时候年轻，又有一门手艺，所以很想到国外干一番事业。本来我是想到劳务输出的部门看看有没有机会，后来人家告诉我，像我这样的资历，可以办技术移民。开始我们办的是加拿大，后来因为分数不够，没办成。这时正好有一家圭亚那的大型中国餐馆想请我过去，他们开出的工资是1000美元一个月，比当时我在国内赚的多，于是我决定和女友一起去。
当时我还没结婚，女友是1993年经朋友介绍认识的。我带着她一起到了南美洲，我们决定先立业后成家。刚去的时候，生活非常艰苦，我在中餐馆打工，没地方住，只能住在餐馆的地毯上。作为回报，女友在餐馆无偿地帮老板做些杂活。虽然生活过得很苦，可我们心中都有一个信念，我们还年轻，只要我们勤奋努力，迟早有一天能为自己挣回一份好的生活。
我们两个起早摸黑干了几年，手上略略有了一点积蓄。1997年1月1日，我和女友正式结婚。婚后不久，妻子为我生下了一个儿子。而在此之前，我用8000美元买下了当地一个差不多200平方米的小餐馆，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事业。
我和妻子都属于能吃苦很勤奋的人，我在餐馆做厨师，妻子英文好，负责楼面和柜台。在国外，像我们这样的新移民真是挨得很辛苦，妻子生下儿子还不到一个月就出来工作，洗碗收钱什么都做，根本没有享受过几天“产假”。因为我们煮的饭菜很合当地人的胃口，所以餐馆生意一直很好。
因为是中国人，所以在当地常常被人欺负。一些当地人经常吃了饭不给钱，特别是他们喝醉了之后，常常在店里闹事，许多时候我们都要报警，但警察拿醉鬼也没办法。不过在我们的努力下，餐馆还是一天天扩大起来，后来由一间发展成两间，我们买了两部面包车，还把姐夫、外甥等亲人也办了过来。
“朋友”啊“朋友”
在国外的奋斗史，说起来真是非常辛酸。记得1999年的一天，生意很好，几个外国人喝醉了酒，在店里大闹，影响经营。我出来请他们离开，其中一个大汉走上来，拿起一个啤酒瓶劈头盖脸向我砸过来，正好砸在我鼻子上，我的鼻梁骨被当场打断，血流了一脸。当时妻子要留下来照顾年幼的孩子，而我店里请的小工都是当地人，发生了这种事谁也帮不上忙。我只能一个人开车去医院。当时已是深夜，我一只手抓着方向盘，另一只手捂着还在流血的鼻子，开车到了医院缝针。躺在手术台上的那一刻，所有的孤独、辛酸、委屈和无奈一起涌上心头。想自己在中国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罪，吃得饱穿得暖为什么还要出来受这个罪。可是转念一想，既然走了这一步，也没有办法回头，只好咬紧牙关坚持下去。
女儿出生后，我和妻子非常想回中国看一看。同时因为在外面生活紧张，带着两个孩子太辛苦，也想把一对儿女送回父母身边。在国外，虽然生活得很苦很累，但挣钱方面还算理想，我的餐馆每个月差不多能赚3000美元。
因为我和妻子想一起回中国，餐馆没有人打理，关了又觉得太可惜。当时我有一个朋友很想干，于是我答应把餐馆无偿让他做三个月。当时我没要他给我一分钱，只是说这三个月间由他负责交餐馆的房租水电，店铺里的货我给他时有多少三个月后他交给我时也有多少就可以了。本来以为大家都是广州人，又是朋友，肯定信得过，谁想后来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。
1999年下半年，我和妻子带着两岁大的儿子和几个月的女儿回到广州，和家人共享天伦。三个月的时间转眼就到了，正当我们准备回去时，餐馆那边突然打来电话，说我的餐馆因卫生不合格被封了。我听了真是大吃一惊，我的餐馆做了那么久，从来都没有出过任何卫生问题，怎么会这样呢。没办法，我和妻子只好匆匆告别了一对年幼的儿女，急急忙忙赶了回去。见到那个朋友，他说吃饭时客人投诉有蟑螂，卫生部门便来封了店。我心里真的很奇怪，这间餐馆卫生一直很好，为什么我离开不到三个月，就会出现这种事。不过也没办法，我只好去有关部门问如何才能重新开张，他们告诉我要重新装修，我便拿出一些钱，把餐馆里里外外重新装修了一遍。
想不到没过多久，一间和我的餐馆非常类似的餐馆在我的对面开张了，更想不到的是，那间餐馆的主人就是做过我餐馆三个月的朋友。唉，朋友啊朋友，在利益面前朋友这两个字显得多么苍白无力。虽然如此，我也没太在意，因为我们餐馆做的时间长，口碑也不错，生意一直很好，我想只要我们保证餐馆的品质，我是不怕竞争的。
接着就发生了那件令我改变一生的事情。
突生变故
我清楚地记得，那是2000年7月底，一个周日的下午。天上下着小雨，四周一片灰蒙蒙的。当时餐馆里很忙，吃饭的人也不少，我在厨房炒菜，妻子在楼面招待客人。这时来了几个本地人，妻子一看，这几个人已经几次在我这里吃饭喝酒不肯给钱，因为当时他们喝得醉醺醺的，没法和他们理论。这次见到他们点菜，妻子就走过去，说请他们先付钱。他们当然不干，在餐厅里大吵大闹，吓得一些客人纷纷躲避。我在里面听到吵闹声，手里还拿着锅铲就走出来，问发生了什么事，他们向我投诉，说他们还没吃东西，我妻子就让他们先给钱。我把他们前几次吃了饭没给钱的账单拿出来，告诉他们已经欠了我们几餐饭的钱。其中一个大汉喷着酒气吵吵闹闹，说这餐单不是他们的，又没有他们的签名。餐单上当然是没有签名的，我尽量客气地告诉他们，过去这几餐就算了，我也不再追讨。不过今天他们点的菜必须先付钱，否则我不会招待。他们很生气，其中一个跑出门外，抓起一些空酒瓶就砸进餐馆里，客人已经被吓走了不少。我不肯妥协，并警告他们如果再闹事就会报警。这时他们中那个嘴里有酒气的大汉突然挥起一个啤酒瓶打在我头上，顿时我头上血流如注，客人惊叫四散。我捂着受伤的头一直躲，而那个大汉就一直追着我，我躲进收银台，他也追了上来，眼看着他一只脚已经踏入了我的收银台，我又急又怕，突然想起收银台下面有枝枪，便一把抓出来对着他。
当时我们住的那个地区常常有鳄鱼出没，所以我一直都会备一些枪在家里。因为这些枪是准备用来打鳄鱼的，所以装的都是那种爆炸子弹，一打出来便会炸开很大的那种。按照当地的法律，收银台属于私人地方，如果他进入了我的收银台，那么我对他的攻击完全属于正当防护。虽然如此，当时我也只是拿枪对准他，想把他吓走算了。我是个生意人，根本不想惹事。可当时对方因为喝了酒，根本没了理性。见我用枪对着他，便伸手来抢，只见他抓住枪口用力一拉，我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，只听“砰”的一声枪响，那大汉倒了下去，胸口炸开一个大洞。
我愣住了，一时不知所措。大汉的那几个朋友冲上前来，架起大汉往门口走，当时我脑海中一片空白，竟然不懂得制止他们搬动当事人，他们一直把大汉架到门口，才把他放在地上，开始打电话报警。
雨中大逃亡
我惊呆着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妻子冲出来，说：“你快走，到首都去找中华会馆的人来帮忙。”中华会馆是当地的华人组织，一般华人有什么困难都会找他们帮助解决。我说：“他进了我的收银台，而且是他来抢我的枪时走的火，并不是我把他打死的。”妻子说：“可是你说得清楚吗？这里的人本来就有排华情绪，这一来他们更要大做文章了。”这倒是真的，因为当地人比较喜欢悠闲的生活，工作一段时间一定要放假旅游什么的，而华人大都勤奋肯吃苦，所以许多华人都比当地人富有，因而当地人对华人颇有不满，总说我们把他们的钱赚走了。我想了想，对妻子说：“你收拾一下，我们一起走。”妻子摇摇头，说：“来不及了，我们一起走，走不到城外就会被追回来，我留在这里稳住警察，你先走。反正人不是我杀的，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，将来我再想办法离开这里。”妻子一边说，一边把我推出门外，推上了车。
当时我们住在离首都大约40分钟车程的镇上，我迷迷糊糊地开着面包车疯狂地冲出马路，驶进了一片烟雨迷蒙的昏暗中。（未完，下期待续）
（续上期）
漂泊加勒比湾
我开着车，逃离了餐馆，当时天上下着小雨，地湿路滑，加上我心急如火，没开出多远，车子一下子失控，撞到一堆垃圾上，怎么也开不动了。我只好跳下车来，看到路边有辆去首都的客车，我便跳了上去。客车出了城镇，一直向首都开去。这时我发现路边有许多警察在严格盘查来往车辆，我暗暗庆幸，如果我开的是自己的车，一定跑不了。
我到了首都，去找中华会馆的主席，不巧的是他正好出去旅游了。这时电视报纸都有了通缉我的消息，而我因为出来时很匆忙，连护照也没带在身上，处境十分危险。好在当地一些朋友一直帮我，他们让我尽快逃走，可我不肯。我一定要等到我妻子，我不能把她一个人留在这里。我在朋友家东躲西藏地等了一个星期，一周后，朋友对我说：“你快走吧，你妻子出不来了。那几个外国人说你那把枪是你妻子给你的。”我又气又急，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才好。这时中华会馆的人也联系上了，他们也劝我先走，说一定会想办法为我妻子打官司。当时我想了很多，我和妻子是一起出来的，我一定要带她回去，否则我无法向父老乡亲交待。当地的警司是我的朋友，万般无奈之下，我打了个电话给他。我说：“如果我回去，你们是不是可以把我妻子放出来。”他说可以，于是我想回去自首。几个朋友死活拉住我，不让我去。他们说：“现在为你太太一个人打官司，只要10万美元，如果再加上你，可能20万美元都不够，你快走吧。”
最后，朋友们凑了些钱借给我，又为我联系了一条船。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，我坐在一条打鱼的小船上，消失在加勒比海茫茫的风浪中。
永远也忘不了那个逃亡的夜晚，朋友们把我放在汽车尾箱送到船上，小船沿着加勒比湾一路漂泊，不巧又遇上了海啸，风高浪急，行雷闪电，小船左漂右荡，有那么一段时间，我以为我永远也无法再次踏上陆地了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小船却意外地靠上了苏里南的岸边。送我的渔民直说幸亏这恶劣的天气，水警们都不出来了，我才得以顺利出逃。
一上岸，我就被警察发现了，当我的双脚刚刚踏上陆地时，已经有几枝枪同时对准了我。被关了几天后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当地的中国人把我保了出来。
那段时间，我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。没有钱，没有护照，也不太敢住在朋友家，怕万一出什么事会连累朋友。我只好出去打散工，晚上睡在起了一半的建筑架上。虽然我一直很努力地找工作，但因为没有身份，许多地方都不敢请我。后来，我只好在赌场给人开车门，那些有钱人赢了钱，有时也会很大方地扔出几十美元来。可是当地一些黑人不让我在那里干，他们一伙一伙地来打我，被逼无奈，我也豁出去和他们打架。那时候我真的没办法，也顾不上是否合法。
一些朋友也劝我去找中国使馆帮忙，可是我不敢。首先我必须等到我妻子，我不能把她一个人留在监狱里。我一直打听她的消息，听说她被关进了女子监狱，开始时，我不敢直接打电话给她，只好打电话回中国，求父母打电话去监狱找她打听情况。后来我听说，我妻子当日被警察带走后，一直在警察局里关了三天三夜。后来死者的几个朋友一口咬定那把枪是我妻子给我的，妻子就被关进了监狱。好在当地警司的太太以前和我妻子认识，这个好心人送了些衣服和日用品给我妻子。妻子在监狱里，因为她是中国人，又很瘦小，一直被同监的犯人欺负。她们抢她的衣服，又不给她冲凉。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，法庭迟迟开不了庭，妻子在监狱里流尽了眼泪，最后被折磨得精神开始有些错乱，常常会产生幻觉。后来形势稍稍好一些，我打电话给她，会听到她在电话里一直说：“我好想家，我没有罪，我要出去，我要回家。”
大使馆救了我们
万般无奈之下，我想到了中国使馆。我终于鼓起勇气，向中国使馆说出了我的一切。中国使馆立刻出面了解情况，他们调查到，当时死者的确是一只脚已经踏入了我的收银台，而且那把枪也不是我妻子给我的。于是中国使馆向当地警方提出要求保释我的妻子。本来，许多朋友都劝我要求中国使馆帮助我先回中国，可我坚决不肯。我不能如此无情无义地将妻子一个人留在这里受苦，我们两公婆是一起出来的，也一定要一起回家。
我在当地有一个朋友，是个庄园主。在他的帮助下，我妻子终于被保释出来。
在分离了十个月后，我终于见到了妻子。刚刚见到她的时候，我几乎没办法认出她来。她过去的纤细清瘦完全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又黑又胖又苍老。我心中充满了愧疚，如果不是因为我，她不会受这么多折磨。我买了许多补品给她吃，尽量平复她心中的创伤。而中国使馆也打电话到当地的华人会馆，协助解决我们的问题。那天，在中国使馆，一见到那位帮助我们的参赞，口未张开，泪已先流，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：我想回家。那位参赞让我写了一份详细的情况说明，他用电脑帮我打印出来，寄回中国外交部，经审批后又再发文到圭亚那的中国使馆。最后，我和妻子终于领到了两张一次性的旅行证件，可以回归祖国的怀抱了。
那时我身上已经一分钱也没有了，而且因为营救妻子还欠了朋友不少债。于是我又在当地打了几个月工。等终于赚到两张机票钱之后，我和妻子决定回国。记得在海关，当地海关看了看我们的证件，把我们叫进一间小房子，当时我心里害怕极了，浑身都在发抖。海关打电话给中国使馆，证实了我们证件的真实性之后，终于放我们出关。当飞机在香港机场降落着地的那一刻，我的泪水一下子涌满了眼眶，一颗悬了一年半的心也终于扑通一声落回了肚子里。
儿童相见不相识
2002年农历大年初五，我终于回到了家。两个儿女已经不认识我们了，他们竟然叫我“姑丈”，我和妻子搂着孩子放声痛哭。
回想在南美的这些年，我们没日没夜地工作，也赚到了不少钱。我们曾经拥有两间餐馆，两部车，加上银行存款，大约也有几十万美元，可这一切现在全部没了，我重新又回到了一无所有的状态。不过说起出国谋生的景况，我想我和妻子还是比较幸运的。我在南美见过一些中国女孩，有些是偷渡过去的，有些是被人骗过去的，她们的生活真是生不如死。记得在苏里南，一天我和两个朋友一起到当地一间香港人开的卡拉OK里聊天，一个中国女孩走过来说要陪我们聊天。我们问了一下陪聊的价钱，颇不便宜，于是就说不用了。谁知那个女孩眼泪汪汪地求我们帮个忙，说如果我们不请她的话她今天连饭也吃不上了，看在大家都是中国人的分上，我们同意了。她坐下来，我问她是怎么回事，她说她是江浙一带的人，看到广告说这边酒店招服务员，可以帮她们办护照签证，帮她们买机票来南美，只要工作半年，就可恢复自由身，而且还会得到绿卡。她头脑一热，就报名来了，谁知一下飞机，就被收走护照带到卡拉OK，专职做三陪。老板规定，不管用什么手段，一天必须为老板赚到200美元，否则非打则骂不说，连饭也不给吃。她边说边哭，求我们赎她出去。这时老板娘走过来，连打带骂地把她拖走了。直到今天，我还记得她边流泪边唱“常回家看看”的样子。
如今，我和妻子两手空空回到广州，住在父母家，为了生活，我每天努力工作。父母因为心疼儿子，不由自主地把不满迁怒到我妻子身上，为此父母和妻子感情一直不好。而我夹在中间，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，不知怎么办才好。我现在帮朋友打工，几乎天天都要出差，父母要求我和妻子离婚，可我不会这样做。我不能做违背良心的事，更不能离弃为我吃尽了苦头的妻子，如果没有她的舍身相救，我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保全这条命。
在国外的六年，得到的只有满身心的伤痛。我真想以我的经历告诉那些一心梦想出国的年轻人，慎重选择好你人生的每一步。
送他走的时候，广州城已是夜幕降临华灯初上。望着这万家灯火的城市，想着那繁星点点的天涯，这其中必定藏着无数年少的痴狂青春的梦，可是，一夜之间，有谁知道，多少梦里的落花多少曲折的人生。 |